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间，东海舰队接连发生两件大事忠程配资，一件是安全事故，一件是政治事故。作为东海舰队军政主官，领导者显然要承担主要责任。
事件的主角是陶勇与康志强。陶勇是东海舰队的司令，康志强是政委。事发后，上级决定对东海舰队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，拟让吴瑞林接替司令员职务，而陶勇则调任海军副司令。
此时的陶勇，除了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外，还是南京军区副司令。南京军区属于“大军区”的正职单位，而东海舰队只是正兵团级单位，受到海军和南京军区双重领导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海军将领，竟然也担任过陆军的职务。
当时华东沿海防线很长，五六十年代的国防建设优先发展陆军和空军，海军主要以快艇和小型舰艇为主。海军的近海作战以诱敌深入、把战斗留给地面部队为思路，原因在于预算有限：建造和购置大舰需要巨额投入，而且经常会遇到外部条件的约束。直到后来，随着综合国力提升，才大力发展海军力量。
对陶勇而言，被调往海军司令部并非他心甘情愿的选择。他有一种“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”的想法，强调加强安全事故的治理、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。他性格上的不服输，导致他觉得离开东海舰队去海军司令部工作，怕在同僚和战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对于带兵打仗的主官来说，事故发生在非战斗时期，本就有羞耻之感；他希望继续留在东海舰队。即使不能继续留任，他也不愿意去海军司令部任职，宁愿去安徽做民兵工作；如果民兵工作也难安排，他愿意转到地方单位或退休。
展开剩余50%陶勇把自己的想法反映给海军高层与军委，海军司令部随即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是把他调离司令部，还是继续留在东海舰队。毛主席也强调过：干部犯了错误，应该给他改正的机会。单纯地把人调走，未必真的解决问题；况且事故并非他直接造成，他只是负有领导责任。
最终海军党委的意见是：暂时留在东海舰队，继续观察，看是否能改善问题；如果情况没有好转，便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在此期间，东海舰队确实有过一定的战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海上局势并非一帆风顺：1955年1月，解放“一江山岛”战役；1958年的金门炮战，东海舰队奉命集结于厦门，与地方水警区协同，组成完整防御体系。金门炮战持续41天，海军参与封锁金门的行动，与敌人进行过三次海战，击沉敌舰5艘，击伤各类舰艇17艘。海军方面也有损失，三艘鱼雷艇被击沉，两艘护卫舰受损。
在三大舰队中，东海舰队参与实战最多、战斗力也最强。上级考虑到陶勇在舰队中的威信以及他在态度等方面的问题。此后，东海舰队的部队状况相对稳定，虽然他仍然兼任海军副司令忠程配资，直到1967年。总的来看，陶勇在东海舰队期间既有显著成绩，也带有争议性，他兼任双重职务的现象，也与当时的体制和军事分工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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