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海峡导报
当一套常年标榜“透明”“民主”的治理体系，连最基本的餐桌安全都守不住时，民众质疑的，就不再只是一次危机处理，而是这套制度本身。
7月25日傍晚，台北凯道人潮涌动。围绕岛内“毒油”风波，国民党发起“我是人，我反毒台”集会，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人。
一场原本属于食安监管范畴的民生危机，一路发酵，把民怨推上街头，并迅速演变为对执政当局治理能力、治理态度乃至制度效能的公开追问。
致癌油的出现不是偶然
事情走到这一步，不再是一场普通的食安风波，而是敲响了当局治理失灵的警钟。
透过现场口号、社会情绪和舆论走向不难看出，民众真正不满的，早已不只是油品安全本身，而是公共危机面前那套早已令人厌倦的治理套路：
问题出现，拖延压制；
舆情发酵，切割避责；
民怨积累，推诿卸责。
食安，是最不容妥协的民生底线。别的问题可以争辩，可以缓冲，可以延后，入口安全不能赌，餐桌风险拖不起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吃进嘴里的东西出了问题，就退无可退了。
也正因如此，食安事件最能直接检验一个地方治理体系的真实成色：能不能第一时间查清真相，能不能迅速阻断风险，能不能把责任压实到位，能不能尽快给社会一个明确交代。
但台湾民众看到的，却总是治理失能与责任缺位。
随着舆情蔓延、情绪堆积，民众的质疑早已从食品安全疑虑，升级为对执政当局治理信用的怀疑。凯道上的怒气，始于“毒油”风波，指向的却是更深层的制度积弊。
现在，民众愤怒的，是长期以来“闹大才处置、出事不负责”的治理惯性。
标榜透明与民主，却把最基础、最刚性的民生权益，放到靠后位置。这已不是单次执政失误，而是执政理念出了严重问题。
台湾的困境，在于制度失效
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抽象、中立的程序摆设，而是扎根于特定利益结构、服务于特定权力逻辑的运行体系。
台湾的民主制度看似程序完备、形式多元，拥有选举竞争、舆论博弈、街头表达等各种渠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利益能够优先落实、公共危机能够被高效处置。
它可以让民众表达不满，却不让民众成为权力的主人；它可以让政治竞争持续上演，却不会把公共利益始终摆在首位。许多民意表达，最后只是被制度吸纳、缓冲、消耗，很难真正触动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。
这种“选举至上”的底层逻辑表现为，竞争性政治不断挤压人民性政治：选举节奏压过治理节奏，舆论攻防压过问题解决，阵营算计压过责任落实。
于是，一遇到公共危机，最先被调动起来的往往不是问题解决机制，而是政治防御机制；最先被摆到前台的，也往往不是保民生，而是控舆情、甩责任和党派攻防。
这样一套运行逻辑，可以制造热度、维持对抗，却越来越难及时有效纠偏，越来越难回应民众最朴素的现实关切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民众的不满正在发生性质变化：不再只是对一次危机处理失当的愤怒，而是在转化为对整套治理模式有效性的怀疑。这种变化，动摇的不只是某一届当局的支持率，而是整套制度的信用根基。
制度不解决问题，问题就会解决制度
历史反复证明，制度的生命，不在自我标榜，而在解决问题。
人民判断一套制度，不是看它口号多响、形式多新、程序多密，而是看它能不能在风险来临时稳住局面，能不能在矛盾爆发后拿出办法，能不能在责任到来时真正有人担起来。
历史，是按现实结果给制度打分的。
重形式、轻实效，重表演、轻担当，重叙事、轻民生的治理模式，或许可以维持一时热闹，却经不起持续的现实考验。制度不解决问题，问题就会解决制度。
因此，7月25日这场凯道集会，不能简单看作一次普通的在野党造势。它是带有政党动员和阵营对抗的色彩，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，就会低估它真正的政治含义。
这场集会释放出的更深层信号是：一场围绕“毒油”的民生危机，已经外溢为对现有治理逻辑的追问。
民众走上街头，不是为了欣赏谁的话术，也不是为了替哪个政党完成表演。他们真正追问的是：一套常年标榜优越、透明、民主的治理体系，为什么连最基本的餐桌安全都守不住？为什么连最起码的责任追究都很难落地？
这场集会最沉重的一击，不在于现场人数，也不在于口号声势，而在于它再次撕开了台湾西式民主的深层困境：程序越来越繁复，问题却越积越多；选举越来越频繁，担当却越来越稀缺；政治越来越擅长表演，治理却越来越无力兑现。
看上去是“毒油”把人推上了凯道，实际上，是那套重博弈、轻治理的政治机器，把民意一步步逼到了街头。
“毒油”风波拷问的是食安责任，凯道集会照见的是制度短板。民众呐喊的是“反毒油、护民生”，真正被击穿的，却是台湾这套轻实干，轻实效，轻治理的政治弊病。
台湾的治理逻辑，若继续停留在“先算政治账、后算民生账，先顾阵营得失、后顾社会代价”的旧轨上，那么今天凯道上的人潮，就不会只是一次抗议场景，而会成为推翻这套制度的火种。
凯道上的人潮终会散去。但那个被20多万人带上街的问题，不会自己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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